《七》溫病學派：以明末吳又可、葉天士、吳鞠通（吳瑭）為代表，特點為著重於溫病的辨證與治療。

溫病學派

溫病學派是以研究外感溫熱病為中心課題的一個醫學流派。這一學派在明清時期最盛于我國南方，在研究溫熱病的發生發展規律、病因病機及辨證論治等方面作出了巨大貢獻，推動了中醫學的發展。

明清之際，江浙一帶溫疫流行猖獗，促使諸家對溫病進行研究，由此逐漸形成學派。該學派雖形成于明清，但早在《黃帝內經》中已有關於溫病的記載，如《素問。生氣通天論》：“冬傷于寒，春必病溫”。《素問。熱論》：“凡病傷寒而成溫者，先夏至日者為病溫，後夏至日者為病暑”。醫|學教育網蒐集整理《素問。刺法論》：“五疫之至，皆相染易，無問大小，病狀相似”。這些內容已涉及溫病的各個方面。《難經》裏亦載有一些論述溫病的內容，如《五十八難》：

“傷寒有五，有中風、有傷寒、有濕溫、有熱病、有溫病”。《傷寒論》明確指出：“太陽病，發熱而渴，不惡寒者為溫病，若發汗已，身灼熱者，名風溫。”晉王叔和在《傷寒例》中闡發《內經》伏氣溫病説，雲：“冬令嚴寒，萬類深藏，君子固密，則不傷于寒，觸冒之者，乃名傷寒耳……中而即病者，名曰傷寒；不即病者，寒毒藏于肌膚，至春變為溫病，至夏變為暑病。暑病者，熱極重於溫也……從立春節後，其中無暴大寒，又不冰雪，而有人壯熱為病者，此屬春時陽氣，發于冬時伏寒，變為溫病。”晉葛洪的《肘後備急方》收錄了許多防治溫病、溫疫、溫毒的簡便藥方，如太乙流金方、辟溫病散等，並指出溫病主要是感受厲氣所致。隋巢元方在《諸病源候論》中列舉了熱病候28論、溫病候34論、時氣病候43論、疫癘病候3論，敘述了溫熱病的致病因素、病機原理，以及症狀特點，提出溫病、時氣、疫癘皆“因歲時不和，溫涼失節，人感乖戾之氣而生病”，“病氣轉相染易，乃至滅門，延及外人”。

（《諸病源候論。溫病諸候》）唐孫思邈的《千金方》亦收載了不少治療和預防溫病的有效方劑，及各名醫論述溫病的內容。北宋龐安時在《傷寒總病論》裏亦著意發明溫病，將其分為一般溫病及天行溫病兩類，強調寒溫分治，並具體論述了天行溫病的病因、發病、證治、預防，指出天行溫病與異氣有關，既可即時而發，又可伏而後發，季節不同則證型不同、治法有別，但總以清熱解毒，重用石膏為主。醫|學教育網蒐集整理南宋朱肱的《南陽活人書》注重傷寒與溫病的辨別，對多種溫熱病，如熱病、中暑、溫病、溫瘧、風溫、溫疫、濕溫、溫毒等進行了詳細的闡述，在治療上雖未跳出傷寒圈子，但也不墨守傷寒成方，而能靈活化裁，變動不拘。郭雍在《傷寒補亡論》中強調溫病的病因不限于冬傷于寒，其雲：“冬傷于寒，至春發者，謂之溫病；冬不傷寒，而春自感風寒溫氣而病者，亦謂之溫。”（《傷寒補亡論。卷十八。溫病六條》）以上諸家雖各有發揮，但多是零散的認識與經驗，仍未形成獨立的體系而隸屬於廣義傷寒病。

金元以降，對溫熱病的研究有了較大的進展和突破。劉完素據《素問。熱論》創立六氣皆從火化的病機學説及辛涼甘寒解表的治療原則，標誌著外感溫熱病的治療在理法方藥諸方面開始自成體系，溫熱學説初具規模，出現了“熱病用河間”的局面。其後，元明之際的王履在《醫經溯洄集》醫|學教育網蒐集整理中進一步強調傷寒溫病不可同治。明代汪機在《石山醫案》中提出新感溫病的概念。繆希雍在《先醒齋醫學廣筆記》裏指出溫疫邪氣侵犯人體“必從口鼻”而入。凡此種種，充分説明明代以前中醫學對溫熱病的認識雖不甚完善，但已具備了一定的水準，為清代溫病學派的形成奠定了基礎。

明末，我國溫疫流行，極為猖獗，專門研究溫病的著名醫家不斷涌現，溫病學派遂應運而生。代表醫家有吳有性、戴天章、余霖、葉桂、吳瑭、王士雄、薛雪等。

吳有性，明醫家，著有《溫疫論》。他對溫疫病的致病因素、感受途徑、侵犯部位、傳變方式、臨床表現、治療方法等詳加探究，指出溫疫乃感天地之異氣所致，邪自口鼻而入，先伏于膜原，後傳于表裏，感之深者，中而即發，感之淺者，未能頓發，或由誘因，正氣受傷，邪氣始張，治療總宜疏利膜原，表裏分消，形成了一套比較完整的認識，自此溫疫學説開始建立，並得到迅速發展。

戴天章，清醫家，著《廣瘟疫論》。他十分推崇吳有性的《溫疫論》，為推廣吳氏之學，戴氏在吳有性所論的基礎上，詳盡論述了溫疫的辨證與治法，在辨證方面，尤殫心於溫疫病

早期的鑒別診斷，提出辨氣、辨色、辨舌、辨神、辨脈是識別溫疫的五種大法。強調溫疫汗不厭遲，下不厭早，清法貫穿始終，補法用於善後，表裏寒熱虛實並見或餘熱未盡，則用和法。可謂充實了吳有性的辨證論治思想。

余霖，清醫家，著《疫疹一得》。他就乾隆之際的溫疫大流行闡發己見，認為該溫疫的流行乃運氣之淫熱入胃，敷布于十二經脈所致，因而倡用石膏重劑瀉諸經表裏之熱，實為補充了吳有性論溫疫之未逮。並制定名方清瘟敗毒飲，為人所稱道。

葉桂，清著名醫家，著《溫熱論治》。創立溫病衛氣營血辨治大綱，他認為：“溫邪上受，首先犯肺，逆傳心包，肺主氣屬衛，心主血屬營……衛之後方言氣，營之後方言血”。（《溫熱論治》）治療宜“在衛汗之可也，到氣才可清氣，入營尤可透熱轉氣，入血則恐耗血動血，直需涼血散血”，（《溫熱論治》）極大提高了河間學派對溫熱病的認識，使溫熱病形成了更為獨立完整的體系，徹底從《傷寒論》中擺脫出來。此外，他還注重辨舌驗齒和斑疹、白疕的辨別，並作了具體闡述，豐富了溫病診斷學的內容。葉氏因之成為這一時期的代表人物和溫熱學派的中堅。

薛雪，清醫家，著《濕熱條辨》。詳細論述了濕熱病的病因病機、發病特點、傳變規律、臨床證型、遣方用藥，彌補了葉氏詳論溫熱、略論濕熱的不足。自此，溫熱學説與溫疫學説均日臻完善，溫病學派發展到鼎盛時期。

吳瑭，清醫家，著《溫病條辨》。強調以上中下三焦為綱統論溫熱、濕熱與溫疫。充實了溫病清熱養陰的治療大法。並組成銀翹、桑菊等方，進一步發展和提高了葉氏的理論。

王士雄，清醫家，著《溫熱經緯》。集前人之大成，對溫病學進行了一次史無前例的大總結，另外，其對暑邪、伏氣溫病，順傳逆傳及霍亂病等均作了深入的闡發，糾正了前人的謬誤，補充了前人之未及。對暑、濕、火三氣辨證尤多發揮。

清代末年，南方諸醫對溫病的研究仍方興未艾，浦城雷豐反對吳有性、吳瑭溫瘟不分的模糊認識，撰《時病論》專論非疫性外感病，包括風熱、傷暑、冒暑、中暑、暑溫、疰夏、熱病、濕熱、濕溫、秋燥、冬溫、春溫、風溫、溫毒、伏暑等十余種新感及伏氣溫病，對其病因、病理、證候特點、立法方藥詳加論述，頗為實用。此外，江陰柳寶詒針對“重新感，輕伏邪”的時弊，撰《溫熱逢源》詳論伏氣溫病，強調伏邪為病頗多，致病較重，治療宜以清泄裏熱為主，兼顧溫腎育陰，疏解新邪。

總之，溫病學派是在歷代醫家研究外感溫熱病的基礎上形成的，經過明清兩代而逐漸發展成熟，在其形成發展過程中，又分為二個派系，一為溫疫學派，一為溫熱學派，溫疫學派以吳有性、戴天章、余師愚為代表，以探討溫疫病見長，為溫疫學説的創立與完善作出了巨大的貢獻。溫熱學派以葉桂、薛雪、吳瑭、王士雄四大家為代表，研究普通溫熱病（包括濕熱病）的發生發展證治規律，具有更為廣泛的意義，為溫熱學説的成熟做出了卓越的貢獻。

溫疫學派和溫熱學派在促使外感熱性病脫離《傷寒論》的束縛而自成體系方面，發揮了重要的作用，對中醫學的發展産生了極其深遠的影響。

以上關於學術流派的論述，有利於我們對歷代各家學説有一個系統的認識。但是，醫家與學派之間的關係是錯綜複雜的，很多著名的醫家都是博覽群書，擅學眾長，雖在醫學某些

問題上有獨到之見，卓然自成一家，但其專長並不局限于一方面，往往還有其他方面的重要貢獻，故本書的編寫是以“家”為主，既可比較全面地介紹該醫家的各種專長，而不致有所遺漏，同時亦如實介紹其有關學派的沿革概況。這樣，有助於了解每個醫家學術經驗的全貌，而免以偏概全之弊。

這段歷經二千餘年的中醫學史，存在有輝煌的過去，畢竟，這千百年來由於有中醫的貢獻，成千上萬人的病痛才得以醫治，這是永遠不能抹滅的事實；至於中醫是否也會存在有璀燦的未來，或者說能與西方醫學平起平坐，這應該是大家努力的目標。